7月 13 日，歐元兌美元貶破 1 比 1 大關，創20年來最低紀錄。歐元兌美元曾達到 1 比 1.6，如今從最高點重貶6成。歐元何以至此？
最關鍵的致命傷，就是歐元區各國個別經濟實力差異過大，偏偏要如「兩人三腳」的遊戲綁在一起走，結果不但走得慢，也走不穩。
但說來諷刺，歐元建立的動心起念，其實是尋求貨幣穩定。
深受石油危機等多次利空衝擊的歐洲經濟共同體（歐盟前身），決意建立一套屬於歐洲穩定的匯率系統。歷經萬難，歐元總算在 1999 年正式上路，起初為虛擬貨幣，直到 2002 年，才開始發行紙鈔和硬幣。
歐元要求會員經濟力一致，成熱門避險貨幣、攀上高點
歐元流通最重要的大原則被稱為「趨同標準」（convergence criteria），它要求加入的會員國須達成一定的通膨率、政府財政赤字和債務比率、長期利率和控制匯率能力，也就是說，會員國的經濟能力必須差異不大。
這樣的理念源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、被譽為「歐元之父」的孟岱爾（Robert Mundell）。孟岱爾的理論指出，若多個地區要使用共同貨幣，條件之一是經濟狀況必須相近，如此才能最大化經濟整合的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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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建立歐元的高標準，在歐元正式問世的頭 10 年（1999 年到 2008 年）起到一定作用，堪稱該貨幣的「黃金 10 年」。
這段期間，各個會員國財政紀律良好，歐元競爭力上升。而且，自 2005 年起，美國一路經歷房地產泡沫和次貸危機，國際對美元漸失信心，歐元因而成為更理想的儲備貨幣和避險選項，歐元迎來一波長期的升幅，在 2008 年 4 月，兌美元匯率站到了 1 比 1.6 的歷史高點。
「如果歐元有天取代美元成為主要儲備貨幣，或成為同等重要的儲備貨幣被交易著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，」連美國重量級經濟學家、曾 5 度續任美國聯準會主席的葛林斯班（Alan Greenspan），都在 2007 年盛讚歐元。他認為，歐元的穩定讓它逐漸被廣泛使用，加速該區的經濟發展。
制度僵化釀歐債危機，弱國喪失主導權被負債拖垮
但是，葛林斯班錯了，歐元高升的聲勢沒有延續，反而急轉直下。
商業周刊
2009 年底開始，經歷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經濟大衰退後，歐洲多個國家，例如希臘、義大利等國，出現財政赤字和負債攀升的危機，烽火四起。最嚴重的希臘，其公債評級在短短幾個月內被標準普爾從 A- 降到垃圾級別的 BB+，開始爆發「歐債危機」。
歐洲央行無力解決歐債危機，令市場對歐元開始起了懷疑，不僅歐元占國際儲備貨幣比率逐年下降，兌美元匯率也一路從 2009 年底歐債爆發前約 1.5 的高點，在隔年 5 月貶到約 1.2，半年內重貶 20％。
而且，歐元竟然也是壓垮希臘等國經濟的罪魁禍首之一！
當代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、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（Joseph Stiglitz）在《失控的歐元》一書中指出，歐元的設計讓成員國喪失制定貨幣政策的權力，無法即時回應經濟危機，例如貿易赤字攀升的希臘沒有辦法透過貨幣貶值增加出口競爭力。
相較下，史迪格里茲認為，美國各州之間雖然差異也大，有窮有富，但因為各州保有充分制定利率的權力，且聯邦政府有充沛資源可援助面臨危機的各州政府或銀行。 這是歐盟無法比擬的，因此歐盟通常會要求成員國為自己的銀行負責，不像美國會由聯邦政府出面主導。
「趨同標準的設計卻導致了趨異（divergence）：當面臨負面衝擊，強國犧牲弱國而獲益。」史迪格里茲在書中指出了歐元失控的核心。因為面對經濟危機，嚴格的趨同標準，有利歐洲強國德國，得以保持高額貿易出超，卻讓希臘等弱國，持續遭遇逆差，最後讓歐元區裡「富者越富，貧者越貧」。
「歐元制度是歐債困境的根源，」曾任總統府資政、台灣知名經濟學家陳博志也曾撰文指出，因為歐元制度把抑制物價做為首要目標，卻因此限制歐元區各國政府調整金融供給的能力，共同匯率也難以符合個別國家需求。
連支持歐元的學者，都出面建議歐元制度需要改革。
孟岱爾在 2012 年接受媒體訪問時曾出來信心喊話，認為歐元將安然度過經濟動盪，而歐元的問題在於「太強，而非太弱」。 但他建議歐元區應該要盡快成立聯合銀行體系，以及歐元債券與國庫券，才能避免重蹈覆轍。
「他們仍須重寫歐元區的比賽規則，並完成這棟蓋一半的房子，」美國知名經濟學家、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創辦人柏格斯滕（C. Fred Bergsten）認為歐元將會生存下去，但必須改變。
歐洲央行決策慢半拍，疫情、通膨都錯失出手良機
歐債危機的餘波蕩漾，更揭露歐洲、美國的差異：歐洲央行偏重經濟穩定，決策慢；而美國聯準會重視經濟發展，決策快速。
2008 年金融海嘯後，美國聯準會早已進行多次量化寬鬆政策，帶動經濟強勁復甦，甚至 2014 年已準備升息，壓抑過熱的經濟；反觀因債務危機導致緊縮多年的歐盟，深怕鬆垮的財政紀律會再次醞釀新的債務危機，拖到2015年才開始全面發動量化寬鬆（指購債計畫，利率約從 2012 年開始調降）。
一升一降，美、歐元的利差拉大導致 2014 下半年歐元的一波大貶。歐元兌美元匯率貶入 1.1到 1.2 左右的區間，從此再也沒爬回去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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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總是一再重演。2020 年至 2021 年，COVID-19 重挫美國經濟，美國聯準會迅速把利率降至趨近於零（此時歐元區仍維持負利率），放貶美元提振經濟；相較下歐元區論經濟和防疫表現都較佳，歐元兌美元因而小幅回升。
但 2021 年之後，疫情緩和，經濟開始復甦，通膨危機開始引爆， 美國在今年 3 月開始採取升息措施，包括台灣在內，各國央行也紛紛加入升息行列以因應通膨。然而，即便通膨嚴重程度不亞於美國，歐洲央行卻像慢半拍一樣，遲遲不敢動作。
而且，禍不單行的是，今年 2 月底俄羅斯、烏克蘭爆發戰爭，俄羅斯是歐洲的能源出口大國，更讓歐洲頭痛萬分。
歐洲央行總裁拉加德（Christine Lagarde）在今年 4 月時表示，歐洲通膨 5 成和能源價格有關，「我今天調升利率，也無法把能源價格壓下來。」幾經波折才敲定預計於 7 月下半旬升息 1 碼；而美國今年以來已經升息 6 碼，7 月底可能會再升 3 碼。
令拉加德頭痛的還有義大利高攀的債務，若升息過快可能會再次引發債務危機。雖然她在 6 月的央行會議表示，目前已在制定新的工具對抗債務問題，避免當年危機重演，但歐洲央行至今仍顯得左右掣肘，對各國間巨大的差異沒轍。
多年來美元雖然有上有下，稱不上「穩定」兩字，但面對危機卻能展現更強韌性；相對以「穩定」為首的歐元，面對重大危機時卻難以迅速應對，反而容易釀成更大的動盪。
歐元區好像一家公司，裡面人才有強有弱，卻硬加諸同一套標準在所有人身上，但有些人跟不上就是跟不上，導致管理層左右為難，迎合強者會逼弱者倒下，但為弱者放寬標準又會拖垮公司信譽，最終處處受制，難以作為，這間公司只能一起沉淪。
